明報   MP+觀點  |  潘玉  2010-08-11香港人是否也要撐粵語？ 
 
8 月1 日的「撐粵語」運動破天荒地同時在廣州和香港進行。雖然廣州人是「推普廢粵」政策的直接受害者，粵語的發展和未來與香港人是息息相關的。

港式粵語偏離標準粵語四大原因

香港自開埠以來，不斷有廣州人移居香港，故1949年之前港人所說的粵語基本上是廣州話，但過去60年來兩地受政治環境阻隔，香港社會又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粵語在香港逐漸發展成一種變體──港式粵語，與標準粵語「廣州話」在詞彙、句子結構和音調上有明顯的差異。港式粵語偏離標準粵語有四大原因：

第一，由於殖民地背景，大量英語詞彙被引進粵語，成為新的借來詞（Borrowing），例如巴士、的士、芝士、士多、多士、朱古力等；

第二，由於教育發展和英語水平普遍提升，香港人愛用混合語（mixed code），即在粵語中加插英語詞彙，例如：佢好friend、你可以right-click 個mousehighlight 個mon；第三，由於方言在中國大陸受到壓制，粵語淪為家庭和社區用語，自1960 年開始教學語言逐步被普通話取締，因此現時廣州人說粵語頗受普通話影響，帶有濃厚書面語味道，粵語的生動活潑程度已大減；第四，粵語在香港每個領域可自由運用，普及文化和大眾媒介（特別是電視劇、粵語流行曲）創造了大量詞彙和術語，如阿燦、阿旺、柴九、Laughing 哥，近年網絡文化更為港式粵語增添新的元素，如「升呢」、「好hea」。

粵語在華南地區正在萎縮

語言發展與當地人的語言態度有密切聯繫。大部分香港人或其父母都是50 多年前從大陸移居香港，對香港沒有歸屬感，粵語在當時並無地位。這批移民的第二代是嬰兒潮一代，1970 年代開始進入勞動力市場，剛遇上香港經濟起飛，憑拼勁把香港打造成國際貿易金融中心，成為「亞洲四小龍」之首。這些新生代對香港有強烈的認同感，希望在這個蕞爾小島建立一個家。當中不乏知識精英願意投身社會運動，向殖民政府爭取應有的權利，例如中文運動成功於1974年立法使中文成為法定官方語文。這個法案的通過令港人重拾對自己語文的自尊，而對母語（粵語）及本土文化的熱愛也隨許冠傑於1970 年代掀起的粵語流行曲熱潮散發出來，接是1980 年代的電視劇、電視劇主題曲和電影風靡廣東省、東南亞和海外華人社區。港式粵語不但大受歡迎，且推動粵語的發展。另一邊廂，由於受到中國的語言霸權主義影響，粵語在華南地區正在萎縮，據說有些小學生在學校用慣了普通話，回家不願跟公公婆婆說粵語。事實上，中國其他方言區正面臨同樣厄運，如最近的調查顯示上海年輕一代已不大懂上海話了。

「我手寫我口」是謬誤

由於一國兩制，香港推行兩文三語，粵語仍然能在所有領域自由運用，包括官方場合、教育、司法、大眾媒介等。然而，以普通話作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已列入議程，一旦實施，粵語在教育領域的使用將會受到限制。坊間以為用普通話教中文會提升學生的中文水平，令他們能「我手寫我口」，其實這是一個謬誤。普通話並非大部分香港人的母語，怎能叫他們「我手寫我口」？直至目前仍未有研究顯示普通話教中文能提升中文水平。要提升中文水平最重要是多閱讀、多書寫，別無他法。當然，普通話教學必定會提升普通話水平，但付出的代價將會是沉重的，且中文科與英文科不一樣，要教授的不單是語文運用，還有文化、情意教育、德育、價值觀等。

假若普通話被列作中文科的教學語言，其他以中文授課的科目也有可能相繼以普通話取代粵語，那麼粵語在香港的命運會是怎樣？香港人是否也要撐粵語？

作者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

明報  MP+  |陳家祺  2010-08-14 推動粵語：社會運動的兩個層面 
 
　廣州人對抗官方的「推普廢粵」行動，經過兩次集會後，在公安打壓下看似告一段落。但發起集會的活躍人士並不是就此罷休，雖然沒有發起集會等行動，但仍會透過文化活動來「推粵」。其實這轉變正好顯示出社會運動的兩個層面，也可以重新提醒我們香港民主運動的出路是什麼。

政治層面和社會層面

社會運動的目的，就是一群人以不同的方法，來推動社會轉變。一說到社運，很多人都會想到集會、示威等大規模行動，以逼令政府做或不做某些事情。其實，這只是社會運動的一部分。

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Rochon 在他的著作《Culture moves: ideas, activism, and changing values》中，點出了社會運動可以有政治和社會兩個層面。政治層面的運動就像上述的一樣，行動目的是要改變政府行為和政策，方法可能是遊行、集會、發起公投、向官員進行游說等。

社會層面的社會運動，則是以轉變社會上的文化價值為目標，例如是建立社會上的環保文化、改變大眾對性小眾歧視的文化等。要達到這目的，最主要的不是改變政府政策，而是向每一個人宣揚新的文化價值。Rochon 提出的例子有街頭劇、公開講座等，筆者則認為這種運動可以更大度地滲入社會，例如想改變文化的每一人都在可行的情下，透過日常生活（例如家庭、朋輩圈子、工作場地等場合），向有接觸的人宣揚新價值。

當然，一個社會運動通常不是只有上述其中一個層面的行動，只是較為偏向其中一面。而我們也要留意兩個層面的行動的關係。政治層面的行動者成功影響政府政策後，政策會向他們支持的價值傾斜，令他們更容易推動社會上的文化轉變。反過來說，社會層面的行動者透過強化大眾對某些價值的認知認同，可以更容易向政府施加壓力，令後者作出政策回應（香港的保育運動是一個例子）。兩種行動的最終目的，都是要透過改變公共政策和社會文化，帶來真正而長久的社會轉變。

社會層面的「推粵」行動

在推行社會運動時，行動者會選擇傾向政治還是社會層面？這是基於行動者的理性選擇。筆者在〈「激化」城市論壇的，不是人，是制度〉（5 月5日）一文提到「政治機會結構」，當行動者認為在一個政治結構下，溫和的行動不能逼使政府讓步時，就要用較激烈的行徑來表達訴求，所以才會有利東街的絕食和阻馬路事件，以及城市論壇中建制人士被猛烈圍攻的場面。

廣州人在「保粵、推粵」的運動中，以溫和的集會方式表達關注，雖然換來廣東省政府和省委等對粵語的口頭支持，但似乎不能說服「推粵」行動者。那為什麼他們不以更激烈的行動抗爭呢？因為中國的政治機會結構與香港的不同：中國的結構封閉得多之餘，政府對公民權利的保障也少得多。正如早前一份報章轉述一位廣州學生說「既然政府態度強硬，他們也不會硬碰」，因為中國的國家機器比香港的流氓多得多。

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就此完結他們的抗爭工作。正如該報章所指，這些行動者「減少『激進行動』，轉為文化論述工作……多辦一些介紹、學習粵語的工作坊；另外亦會向在廣東的老外遊客，推銷這種方言」。這正好顯示出行動者的理性選擇：他們知道自己一定敵不過中國政府，在抗爭成本不可想像地高的情下不會再留在政治層面加大力度向政府施壓；但是，在政府無力監控一切群眾行動下，行動者有空間在社會層面活動，希望透過不同的文化活動來宣揚粵語以至本土文化的價值，讓社會上更多人一起「推粵」的同時，也可以讓政府再作「推普廢粵」時有所顧忌，達到上述「以社會層面的運動最終影響政府政策」的效果。

香港民主運動的出路？

從以上例子，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運動中，行動者選擇集中在政治還是社會層面上活動，是基於現實政治社會環境下所作出的反應。回看香港的民主進程，儘管我們可以隨時上街爭取民主，似乎並不能逼使政府作出民主化的承諾。如果我們沒有能力進一步反抗建制（例如集體不交稅、全港大罷工等行動），我們是否應提醒自己其實可以在社會層面的民主運動中做得更多，甚至把社會運動滲透至日常生活中，透過民主的生活習慣來宣揚民主價值？除了上面提及過的講座、街頭劇外，我們能否更關注社區議題，並呼籲家人和鄰居一起參與社區管理？在學校內，學生組織能否更民主地讓會員共同參與重要決定的決策？傳媒工作者能否對權力人士的反民主行為作更多的批判？

當然，每種滲透至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運動都是受到很大的現實限制。筆者提出這一點，是希望讓我們重新思考一個社會運動面對困境時，它在社會層面的生機。當我們無力推動政府讓步時，我們不要忘記文化的力量，以長期的文化抗爭推動改革。正如筆者大學時期的老師周保松教授在五一六公投後所說，要改變社會的政治制度，需要「長期的文化累積」（5 月24 日《明報》）。而要做到這一點，就要靠我們每一個民主支持者在社會運動上所付出的努力。

成報 成中講台  | 葉振東  2010-08-05 廣「虎」話 

　　上月6 日， 廣州市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紀可光， 在政協會議上遞交一份建議書， 認為廣州電視台應改用普通話， 以方便不諳粵語的外地人，在11月亞運會時也可以欣賞體育節目。表面上， 紀主任的建議也無不當之處， 通常一個國際性大型運動節目， 也會有多種語言頻道以供觀眾選擇。可是， 紀主任的建議看似「只有普通話」一個選擇，結果便引起「推普廢粵」的大波浪。

　　筆者相信廣州市政府原本是以「冷處理」手法來處理，及後發現話題有燎原之勢，便馬上為「推普廢粵」定調。廣州市政府新聞發言人歐陽永晟罕有地「彈出來」並特意用「廣州話」表示，「推普廢粵」這個是「偽命題」，完全是無中生有、無事生非的「無厘頭」。無奈，火乘風勢，廣州市接連兩個禮拜也有「撐廣州話」遊行，這種情況在以往是非常罕見的。民眾把保衛嶺南文化，提升至「亡鄉滅族」的層次，問題真是有那麼嚴重嗎？

　　首先， 紀主任的發言目的「大概不是」要「點火」。政協一直被外界譏為「政治花樽」，他的發言， 可能只是簡單地希望證實自己曾經「存在」過。加上，「推普」這個點子，在政治上絕對是「政治正確」。有關單位要是「束之高閣」，紀主任亦已經賺了「政治分數」；冷不防「衝破底線」闖關成功，紀主任便成了「一等公」。對他來說，可以說是「買圍骰」—莊閒通殺是也！

　　再看， 紀主任的上書對像正好是廣東省副省長萬慶良。萬慶良近年在廣東可謂坐了「白金『直升機』」， 平步青雲。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萬慶良早在2000年，已擔任團省委書記。作為團省委書記，萬慶良「好明白」他的首要任務就是要「團結大多數」。所以，為了這個「政治任務」，萬慶良也不會就「推普廢粵」輕發一言，否則便犯了「搞分化」的死罪。紀主任上書給一位「明知無反應」的領導，豈不是「定過抬油」？為甚麼廣州市人民又還會「咆哮」呢？

　　一切還不過是「財大氣粗」罷了！「廣州話」從前稱之為「廣府話」， 是「粵商」的「最佳嘜頭」，並與「晉商、徽商、湖商及甬商」合稱為「五大商幫」。時至今日， 廣東依然是中國的「納稅大省」， 每年中國有八分之一的稅收均是來自廣東。可是， 若非年關納稅， 又非「成日聽到廣州話」；單憑粵商的外表，「邊個知你係『廣州佬』呢？」聰明的「廣州佬」那會不知道， 這次是借「推普」之名， 打壓「經濟諸侯」為實。遠在上海的「甬商」也明白到「他朝君體也相同」的道理， 所以便極速「表態」。因為今日亡的是「廣州話」， 明日亡的便是「寧波話」。為了自己的「嘜頭」及「經濟主導權」， 以便他日與中央「討價還價」，「廣州佬」那有不兇狠的道理呢？

城市智庫研究員（兩岸關係）　葉振東

信報財經新聞 |   廣州觀察  |  米亞  2010-08-05 廣州青年「文化自救」 

 
「我有一個朋友，土生土長的廣州人。他家原來的位置是在現在的楊箕地鐵站上面，當時要建地鐵，上蓋的房屋都要拆，他家就拆了。他跟我說，他雖然是廣州人，但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裏，因為他的家，已經沒有了。」這是紀錄片《正在消失的羊城》中的一個採訪片段，口述者是廣州電視台的一名記者。在這部紀錄片中出鏡者眾多，身份五花八門，但都是廣州人。他們親口講述，伴隨舊城的消失中，個人生活被徹底改變，社群關係被新規則改寫，廣州引以為傲的「市井文化」悄悄變質的現實。正因為觸碰到有相似傷痛的人們心底的情意結，這部稚嫩有餘的學生作品在微博、QQ群、論壇裏廣泛傳播並引發熱議，「廣州之所以是廣州，因為它跟其他城市不同，而我們回不去從前」。

《正在消失的羊城》的導演謝文君是北京電影學院大四的學生，這部紀錄片是他創立的「粵拍粵掂工作室」的第一部作品。在接受媒體採訪時，謝文君明確提出了「保護廣州本土文化」的觀點。

媒體頻頻提保護廣州本土文化保護廣州本土文化，這是近年來媒體上頻頻被提及的一個詞，修建各種公共文化設施、對外推廣廣州文化名片、舉辦各類本土文化活動……話語階層在「文化保育」上非常積極且動作多多。跟他們不同，以「粵拍粵掂工作室」為代表的廣州八十後、九十後們，採取的是一種更務實的方法去吸引公眾的注意並進行理念推廣。拍電影、拍街景、拍話劇，他們在認真地創作，為了給這個他們出生成長的城市一份紀念，尋求一份答案。

作為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裏罕見的廣東籍學生，謝文君提出要拍「廣產片」，為廣州打氣。建國後，廣東曾出品了一系列優秀電影風靡大江南北，但隨珠江電影製片廠的沒落，廣東本土出品的電影就幾乎從國內電影界絕。最近的一部由孫周導演、講述廣州解放前故事的電影《秋喜》，也並沒有展現出廣州的風土人情。

謝文君導演的《正在消失的羊城》關注的是舊城消失、文化變遷，但謝文君說，他們的最終目的，是能拍出反映廣州本土文化的電影，並一直拍下去。

舊世界太美好　我不想它離開有人想到拍電影，有人想到建網站。2008年，還是高一學生的廣州仔黃建文，跟幾個朋友一起組建了「廣州本土網」。如今這個網站的註冊會員已過萬人，且已組織二十多次的逛老街尋根活動。網站上有羊城舊聞、廣州老字形大小、粵劇、街道、民俗、藝術、講古等多方面廣州文化子論壇和大量資料。本土網的會員們的行動其實很簡單，他們會選擇有廣州特色的建築區集體步行、沿途拍攝。

在一次活動中，一位阿伯曾問他們：「你們學生哥，知道什麼是文物嗎？」黃建文的理解是：「有的人從字面上去關注嶺南本土文化，我們希望從實際行動上。我們拍照只是為了記錄，最終的目的是為了溝通交流與了解。」還有人創作「廣產劇」。鄭琨，八十後，廣州人，廣州最年輕的編劇，他的劇本強調原汁原味的粵語及本土生髮的故事橋段。鄭琨曾說，如果能用「『呢條粉腸都使驚？』那就不用『這個文弱書生也怕？』」他創作的《塚愛》、《十二巷3號》被視為「廣產劇」的代表。

這些年輕人，被問過最多的一句話就是「本土文化發展關你乜事？」他們從自身的成長中尋找答案。但其實，答案不外乎一個—舊世界太美好，我不想它離開。

明報 社評 2010-08-03「撐粵語」為何演變成群衆運動，值得深思 

廣州人「撐粵語」，連續兩個周日都有群衆上街，由於此事之緣起有點「無厘頭」，在缺乏明確目標情况下，加上當局應對手段轉趨強硬，相信事態很快會平息。不過，此事由無到有的成因和當局的處理，值得探究，因為它反映在物質趨向豐腴、生活水平提高之下，內地人民（特別是年輕一代）對一些虛無的核心價值，不再視為可有可無之物，願意挺身以行動捍衛。這個轉變，說明當局要擺脫舊思維，才可以應付人民與社會演進的新形勢。

所謂「推普廢粵」真箇是「無厘頭」

此事之緣起，有一個特別背景。廣州亞運11 月舉行，廣州市政協組成17 個調研組，探討亞運軟環境的有關問題，形成的調研報告，其中一份是《關於廣州電視台綜合頻道應增加普通話節目播出時段的建議》，藉此希望方便來廣州參加亞運會比賽和旅遊的國內外賓客，了解亞運和廣州新聞資訊，方式建議由廣州電視台在綜合頻道或者是新聞頻道，增加普通話的播出時間。由此可知，這是一個研究亞運題目的建議，並非官方宣示的政策措施；另外，亞運期間，旅客來自五湖四海，廣州當局如何讓他們賓至如歸，增加普通話播出時間是可行選擇之一，適當與否，也完全可以討論。

但是，這個建議很快就被網民上綱上線為「推普廢粵」，事態的演變使人感到意外。廣州市政府辦公廳主任歐陽永晟日前特別為此事召開記者會，斬釘截鐵地說「推普廢粵」是偽命題， 「完全是無中生有、無事生非的無厘頭」，確實道出了事態真實情况。

近年，內地「群體性事件」時有發生，大多涉及收地、拆遷等維權行動，或是反對建化工廠、垃圾處理廠等環保祈求。這次「撐粵語」由一個背景單純的建議，演變為關乎粵語生死存亡、廣東人生活空間遭壓縮的事件，而且先後兩次有數以千計民衆挺身上街表達訴求，十分罕見。記憶中，21 年前六四事件之後，未見過類似性質的群衆運動，箇中緣由，有四方面值得討論。

首先，此事在官方控制的傳統媒體，未見有足夠討論，而事態鬧得沸沸揚揚，完全是互聯網世界顯示其威力。政協調研有關建議7 月6 日見報後，網民很快熱熾討論，而且很快就被定義為「推普廢粵」，網民之間各自抒發意見，一些道聽塗說、全無根據的扼殺粵語「消息」，在網上廣泛流傳；這段期間，若翻看由官方控制的廣東主要報章，甚少有關此事的報道和討論。廣州市委副書記蘇志佳和歐陽永晟分別透過專訪、記者會，信誓旦旦說打壓粵語乃子虛烏有，絕無其事，廣東主流媒體詳細報道了兩人的說法內容，事態說明，他們的說話，顯然被視為官話，未能取信於民。此情况說明內地官員的權威地位，在民衆心目中已經今非昔比。

其次，廣東主流媒體低調處理此事，當然是官方授意，以為可淡化事態。這次「撐粵語」藉着互聯網迅速發展、凝聚大批民衆，而主流媒體的冷處理，使事件的話語權由網民掌握，蘇志佳和歐陽永晟只能順着網上說法，窮於解釋，正好說明其被動一面。內地官方掌握全部主流媒體，配合管治，以往可謂無往而不利，但是隨着互聯網興起，情况改變了。在香港，數月前高鐵一役，年輕一代透過新媒體組織起來，使特區政府吃盡苦頭，廣州當局這次「撐粵語」事件的窘境，與特區政府如出一轍，這是粵港當局未能跟上形勢的結果。

第三，前日新華社報道這次事件，只說民衆「在廣州人民公園聚集，進行以『保衛粵語』為主題的活動」，取態與廣州電視台把集會定性為「危害公共安全的非法集會」，截然不同。事實上，內地民衆知道「政治」的敏感性，也知道政府的底線，這次「撐粵語」行動，他們將之界定為文化事件，所提出保護粵語的口號，也並非政治訴求，使當局難有辦人的口實。廣州當局自行把集會定性為非法，是自陷被動而已。另外，此事反映廣東省公民社會已逐漸成熟，特別是80 後、90 後的年輕一代，做事有理有節，也懂得適可而止，發展下去，對於推進廣東社會發展，將是一股積極推動力。

第四，前日大批公安人員對付在公園集會和「散步」民衆的表現，相對於公安一貫予人的印象，已經不算太粗暴，但是事態說明當局仍然迷信靠公權力鎮壓，是對付群衆性運動的萬靈丹。其實，這次「撐粵語」運動，完全可以透過討論、辯論以至爭論，凝聚更大共識，顯示廣東人對廣東這片土地、文化的鍾愛，長遠有利於廣東的建設和發展，短期內也可以把廣東人團結起來，辦好亞運。現在當局以鎮壓解決問題，雖然不能肯定說會對亞運帶來壞影響，但是原來可以起到助力的契機，卻失諸交臂，實在有點可惜。

不應迷信專政鎮壓用新思維疏導民情

今次廣州人「撐粵語」，其緣起、組織到行動，顯示廣州的「群體性行動」已經有了根本轉變，這是廣東經濟發展、社會變遷、互聯網科技和民衆質素提升的綜合成果，顯示廣東已經不一樣了。面對這個進步和轉變，當局必須以新思維適應，而疏導民情、不再迷信專政機器鎮壓，應該是首要的思維轉變，否則只會小事化大，自討苦吃，倒過來不利於和諧社會的建設。